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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今后的徐福传说研究
海天渔歌
2014-11-28 10:13
关于日本今后的徐福传说研究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文化研究科博士课程 逵志保 1982年以罗其湘等人在中国江苏省的赣榆县发现徐福村为起因,中国的徐福研究开始正式化。1986年,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的汪向荣氏在随笔《中国的徐福研究》一文中,回顾1940年以后的徐福研究时,曾写到“关于徐福的研究,在中国还刚刚起步,相信终有一日也会始于日本。”1由此文,可窥见一斑。 在日本,1975年山本纪纲氏曾尝试过总括流传于日本各地的徐福传说。2但真正引起对徐福高度关注,还是以徐福村的发现为开端。佐贺县吉野ケ里的遗址被认为是具有徐福渡来可能性的舞台。1989年,日中共同专题讨论会在这里召开。3此后,在日本关于徐福的部分书籍被出版。此外,日本的各传承地内设有徐福研究会,而中国、韩国国内也分布有同样的组织。由此可见,在东亚,关于徐福研究正被逐步加深、扩大。 的确,乡土史家及古代史研究家们陆陆续续出版了大量的关于徐福研究的书籍。但其多数为出于对特定传承地的热忱而投身于徐福研究的集大成。它们作为新的信息,具有一定的意义。但今后若不将其活用于徐福传说的研究中,比如从那些资料中探索徐福传说究竟具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流传至今,人们对徐福传说究竟寄托着什么,等等。如不作此综合性的尝试,只会造成个别资料的大量积压,而徐福传说研究的本身不会有任何进展。对此,已有人提倡有必要将徐福研究作为“徐福学”进行跨学科的研究。4只是,将其置于古代史的倾向较强。究竟至何部分为事实,始自何处具有同时代的可能性等等,因此类问题尚不明确,目前仍未提到学术讨论的档次上来加以批评。 从传说的观点看徐福传说 徐福传说据传发生于公元前219年。其在文献上的记载被认为是始于公元前91年由司马迁所著的中国正史《史记》。为求长生不老药携带数千童男童女渡船东海的徐福,在当时曾被用作批判始皇帝政治的素材。 关于出海后的徐福的结局,如以前所提及,5由于受白乐天(白居易)诗的影响,曾被传为经过长期漂泊后老死于舟中。但后来,又演变成得平原广泽后成了王。所谓的平原广泽,先是指日本,后来相继被置换为熊野、富士等地区。进入近世,为将徐福与各传承地做连结的各种事物相继被推出,传说也得以加强,这一趋势,与当时想积极融纳中国文化的时局深切相关。 相反,到了近代,徐福东渡日本是为了提高神仙的品位,6或在得知朝鲜内留有徐福的遗址后,言称朝鲜和日本为同一神国7等等,日本在东亚中的方向性赤裸裸的投影在对徐福的评价上。如此,徐福传说虽为各时代的政治倾向所左右,但从无消失,流传至今。 那么,现在的徐福传说是被置于什么样的文脉中呢?在日本,关于徐福传说的传承地有20处以上。但有意思的是,类似的传承地至今还在增加。从这些传承地的传承事物及相当于长生药的植物、节日、商品化等东西中,我们有可能领会到其各种创造的手法(动机?)。 关于传说,曾被认为是凭着事实或虚构的判断而存在或停止的。但徐福传说中却只凭“以前就听说过”而代代流传,有着超越虚实判断的生存的活力。并且,不仅限于一般的传承者,在很多传承地,以自治体的市、镇、村为主体,积极主动地将徐福作为观光、地域振兴、或国际交流的标志加以宣传。这一倾向,对于把握现在的徐福传说,是不可无视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提倡徐福传说呢。传承的手法(动机?)在此。当70多岁的老者谈其知徐福已30年时,可知其经历了与童年所听传说全然不同的相遇。1972年,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此为基础,徐福传说引起了关注。可见,传说总是运行于“历史”与“故事(传说)”之间的。 展望今后 在出版“徐福传说考”(上列)时,谈及今后的徐福传说研究,我曾写到,既然要深入探求,有必要在排除徐福为日中友好象征的这一政治性的说法的基础上进行。因我担心,仅用日中友好一语来概括,本该探解的徐福传说问题会被巧妙的甩开。当然,回顾关于徐福传说的历史变迁,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方向性给于徐福传说的影响是巨大的,而我也再次意识到,自己也正是在那种文脉中与徐福传说相遇的。 但是,这种文脉当然不是绝对的。正如近代有嘲笑徐福渡来为虚言的记载一样,徐福传说虽深为政治背景所左右,但仍流传于我们中间。现在,与徐福传说相关的人们在不断地宣传日本渡来的故事,力争积极地活用徐福。这种当今特有的事象,相信100年后会被编入传承史吧。 今后,所谓的传承者,已不再限于乡土史家,政府机关的教育委员会和观光科等等也会相继被计入。而宣传媒介,也不仅限于旅游指南,如电脑上网的介入等,会更加多样化。可以想像这些媒体会带动传承的改观。同时,通过向广范围传播的变换,新的创造肯定也会大量涌出吧。而不可忘记的是,我(们)自身实际上也是使徐福传说流传又使之变容的传承主体的一部分。 徐福传说是在全球规模的文脉的牵连中诞生,并形成了全球规模的关系网络。今后,在积累诸位先生的徐福研究成果的同时,对于此前在传说研究中未受顾及的徐福传说,我想做为新的传说研究的可能性致力于其研究。 注释: 1 .汪向荣《中国的徐福研究》,1986年11月号中央公论社 2.山本纪纲《徐福东来传说考》,1975年谦光社 3.安志敏日中共同专题讨论会《探索徐福传说》,1990年小学馆 4.内藤大典编《弥生的黎明—徐福学的起步》,1995年东亚文化交流振兴协会 5.逵志保《徐福传说考》,1991年一季出版 6.物集高见《国之心》(本邦为神国),《物集高见全集》1卷,1934年,物集高见全集编纂会 7.物集高见《国体新论》(附录朝鲜),《物集高见全集》1卷,1934年,物集高见全集编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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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真是民族英雄吗?
海天渔歌
2013-10-14 14:13
独家原创 探索中国 地理时空 生物传奇 星空万象 考古探秘 环境档案 深度评论 图片观察 大千探奇 戚继光真是民族英雄吗? http://www.dili360.com 2012-01-30 10:08 中国国家地理网 【 发表评论 】 可是,历史无情地跟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接下来出现的明清两个朝代却是严厉拒绝海洋的时代,不只是消极地拒绝,更是残酷地打压。 大家知道明清实行“海禁”政策,明代规定“片板不许入海”;清代有“迁海令”,令沿海居民从海岸后退30—50里。 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缺乏海洋文学的最主要原因。 举一个例证。西方文学中有一种海盗情结,海盗不仅是海洋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题材,更是创作灵感的来源。他们被赋予浪漫色彩,成为自由和勇敢的化身。 中国本来是不乏这种有着自由和勇敢精神的海盗式人物的,但他们无法进入文学,因为他们被诬蔑为“倭寇”。 如明代所谓的“倭寇”首领,安徽人王直。他的故事不用虚构,本身就如史诗般波澜起伏。即使在那些后来杀害他的人写的书里,也找不出他的罪名。他把舟山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双屿岛经营成了“16世纪的上海”。双屿岛之战后,王直逃往日本九州,被日本人尊为五岛岛主,浙江巡抚胡宗宪将王直的母亲妻儿拘为人质,写信诱降,谎称同意他开海通商的要求。为了这信仰,王直来降,朝廷却背信弃义,将他杀害……临行前,王直仰天长叹:“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难道这是一个倭寇首领说的话吗? 我不能理解,为何历史的谎言能荒诞到这种程度?其次,在我们描写历史题材的小说、电视剧、电影里,充斥着宫廷内斗、皇帝私情,王直这等英雄的事迹为何却无人问津?若将王直的故事直书下来,便有小说和戏剧的情节和魅力。 海上建长城,大海总是被拒绝 如今仍存于台州临海的江南长城,虽然始建于晋代,但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明代的“抗倭”斗争中。有资料记载,戚继光在临海抗击倭寇长达8年,“九战九捷”。能取得如此“战绩”,与他对江南长城的巩固和利用关系莫大。他在原有城墙基础上加入新的设计,使其牢不可破,易守难攻。戚继光随后被调往蓟州,他用修筑江南长城的经验改造了明长城,所以有人称江南长城为明长城的“蓝本”。然而,明长城是因为北方有游牧民族威胁,又没有天然屏障,不得不修筑长城以自卫。浙江有宽阔的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为何要在海上修建长城?更何况,“倭寇”并非外患,而是“内忧”。暮色里,蜿蜒于山脊上的江南长城无声又无息,这条长达五六公里的巨龙,只向内陆开放,却对大海说不。摄影/宋海风 我知道无人书写王直,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把这些海洋英雄都说成是来自日本的倭寇,又虚构了一场持续了近200年的中国人抗倭的民族战争,甚至塑造了戚继光这样的所谓的民族英雄。虽然戚继光打过99次胜仗,杀过成千上万的人,但我查遍了史书,却没有找到戚继光杀过一个日本人的记录。他杀的都是中国人,但他却成了民族英雄,甚至有人说他比岳飞和文天祥还伟大。其实戚继光杀的是中国沿海那些被海禁政策逼得走投无路而被迫起义的人,他们是海商、渔民,或者是从事与海上贸易相关产业的人。 我们只要有点常识,就不会相信明代会有日本人跨海来抢劫。想想看,在帆船时代,远隔千里之遥的大海彼岸的日本武士,怎么会用长达十几天的时间航行到中国沿海来抢掠点生活品? 风吹不动帆怎么办?风向不对怎么办?淡水没有了怎么办?当时的日本人若果真来中国抢劫,其实武士的武艺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精通海洋的船长和水手。即使是用黄金悬赏,那时的日本武士也没有把握能到达中国。 我们都知道鉴真和尚六渡日本,五次失败,其中一次还被风吹到了海南岛;元代蒙古大军两次攻打日本,因从中国出发几乎不可能,只好从朝鲜半岛的南端出发,最后还是因为台风而失败;新中国的第一艘万吨巨轮首航日本就触礁沉没……日本船史著作《船的世界史》写道:“自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间,虽计划派出遣唐使计18次,然而实际成行的有15次,其中得以完成任务并安全返国的,只有8次。” 航海既然如此困难,为什么500多年前非国家行为的乌合之众“倭寇”,却可以在大海上来去自由、从不失误,这可能吗? 关于海洋与人的关系,中国还处在“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阶段,离文学的真实和深刻还有遥远的距离。 如果所谓的倭寇不被镇压,他们倒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海洋文学来。《倭变事略》是一本记叙抗倭事迹的日记类书籍,我在书中读到一个细节:40多个倭寇藏在一座庙里,后来他们全被剿灭,但他们在寺院的墙壁上留下了诗文:“海雾晓开合,海风春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沙平客路宽,明朝晴更好,飞翠泼征鞍。”这才是中国真正的海洋文学。 戚继光不走下神坛,成千上万被杀害的、以海为生的冤魂就无法进入历史,中国就不会有海洋文学。 “民族英雄”退场,“海盗”方可登堂 这张拍自桃渚古镇戚继光纪念馆的照片,使人心思复杂。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桃渚古镇,几乎全因“抗倭”而产生、兴盛,并声名远播。明代浙江沿海建造了41个卫所用以“抗倭”,桃渚古城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古镇上不只有戚继光纪念馆,还有“抗倭亭”、“抗倭陈列馆”等相关遗迹。戚继光成为民族英雄的化身,并被推上神坛。如今,北至天津、山东,南至福建、广东,甚至在远离大海的江西、安徽,各处都建有戚继光的纪念馆或是雕像。“抗倭”是一场虚构的民族战争。但笼罩在戚继光头上的光环不被摘掉,谎言就会继续,书写“倭寇”故事的海洋文学也就难以产生。摄影/袁蓉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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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昭示明朝国威的大使--俞士吉
海天渔歌
2011-12-4 17:05
向日本昭示明朝国威的大使--俞士吉 俞士吉 (1354—1430) 字周贞,号栎庵,晚号大瀛海客。明初,举为贤良方正。洪武三十年(1397),中举人,授兖州府学训导。建文中,上疏言时政得失,为朝议所允,晋监察御史,出按凤阳徽州,继出按湖广。永乐元年,以政绩擢右佥都御史,奉使朝鲜。时浙西大水,命偕户部尚书夏元吉,往督农政。永乐二年,湖州灾,奏捐粮六十万石赈民。三年夏,浙西大饥,又随夏元吉发粟三十万石往赈。 永乐四年正月,俞士吉又奉命出使日本。俞士吉由石浦南关桥发舟,到宁波随同日本归国使臣出海。到达日本,俞士吉奉皇帝诏书,褒嘉日本捕盗、修贡之绩,赏赐金印、锦诰,白金千两,并织金彩币、绮绣衣、银壶银盆、纱帐衾枕等物,及海船两只。 封日本国山富士山为“安寿镇国之山”,并把皇帝写的碑文、铭诗,刻于石碑,立在山上。 永乐六年,俞士吉为襄阳知府。时仁宗在东宫,闻士吉善诗,询以古诗唐律,命作《圣节》诗各一体,援笔立成。 永乐七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明成祖派刑部侍郎俞士吉为正使官,前往西洋诸国进行册封、访问,俞士吉奏请同乡昌国卫指挥武胜偕行。《武氏宗谱》录有俞士吉撰《凯亭(武胜)公传赞》文,前有小序:“……永乐七年,钦赐蟒玉,同余出使西洋。永乐九年六月初一日回至南亭病卒。惜哉。赞曰:颢气凌霄,忠勇冠军。民艰樵汲,卜筑殷勤。西洋捧日,南亭乘云。天宠以渥,彝鼎铭勋。”。(《蓬莱清话》卷三“指挥”“叙武胜事迹云”:“永乐七年(1409年),钦赐蟒(袍)玉(带),出使西洋。九年六月初一日,回至南亭海洋,病故。蒙钦差礼部办事官到卫赐祭;又赍缎四表里,新钞一百锭给赏。”) 宣德初,授南京刑部侍郎,越五年致仕。史传称其“仪表修洁,举止清雅,文采蔚然,谀之不喜,犯之不怒,伟度洪量汪如”。著有《栎庵自怡稿》。 两名象山人曾追随郑和下西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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