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宁波晚报》10月13日第18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赵柏田先生的《走出神话的张苍水（上）》一文（以下简称“赵文”），以所谓“现世的精明”，从新的角度，来评价民族英雄、宁波乡贤张苍水其人、其事、其诗。一反传统的敬仰之情，字里行间处处是奚落和轻蔑。
“赵文”认为：“暴力的血腥，道德的血腥双双恣肆是晚明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特征”。他感到奇怪：“一时士风怎么都竞相以死为贵，死在这里成了明末忠义的口头语。”“这种浓浓的血腥让我们感到文人之死如同演戏，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死，而是死给旁观者看，死给历史看，死给士大夫那套道德价值系统看的。”
人生莫大于死，死是对一个人最严峻的考验。中华民族历代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兴亡和民族大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这是一种大无畏精神。这种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脊梁，而“现世的精明”者，要对这种精神加以奚落。他们所要宣扬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士大夫”另一套苟且偷生的“道德价值系统”，是晚明的洪承畴、吴三桂等，为一己小利而置民族存亡于不顾，结果沦为异族占领者的走狗和刽子手。也正是这种“现世的精明”，衍生出“厚黑学”。入清而后，许多士人慑于统治者残酷的屠杀与镇压，又拜倒于利欲与权势之下，气节丧失了，骨头变软了，为了“顶戴前程”，什么都不要了。直到今天，还令人痛心疾首。
也许赵先生会说，现今的中国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从张苍水上推至史可法、文天祥、岳飞，都不应该提民族英雄了。持这种观点的还不只赵先生一个，但我不敢苟同。在臧否人物时不要忘记历史唯物主义。应该知道，当时的蒙古（元）与宋、后金（清）与明，是两个国家。我们对各少数民族历史上的英雄都同样尊重和景仰，对所有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都同样鄙弃，决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在臧否人物的时候，绝不能不顾全人类所一致肯定的道德底线：正义、忠贞，爱国爱民。
（二）
“赵文”从奚落嘲笑张苍水出发，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人民在特定历史年代中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清斗争。“赵文”说：“一个令人绝望的事实是，这依仗半壁江山海天之险的战争，一开始就是徒劳的。”“此时江南残军士子庶民一次次的拼死抗争，除了给江南大地添上一座座新坟，给历史留下点点斑驳的血痕，从历史的中长时段来看，远远是破坏大于建设。”
真是可怕的逻辑！竟是人民的拼死抗争造成了清军的血腥的屠杀，造成了社会的破坏。按照这一推理，是否可以把1937年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也归咎于南京人民的拼死抗争？“赵文”的言外之意是，当外部强敌入侵一个国家、民族时，应该不失时机地竖起白旗，如有热血的爱国志组织反抗，无异以卵击石，而且要为生灵涂炭负历史罪责。
且痛忍回顾一下明末的历史事实。1642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经不住权、色的引诱，投降清廷，做了走狗。1644年，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竟与多尔衮盟誓，雉发降清，引清军入关。顺治登极，清廷所占地不过直隶、山东，兵力不过二十万。而南明还拥有太行山以西、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可调遣的兵力在百万以上，这能说成是“一开始就是徒劳的”吗？
此后，清廷以亲王阿格济和多铎分统清军及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等各部降清士卒，分别西向与南下。1645年初攻占西安，4月围困扬州。当时洪承畴正受宠信，“荣任”大清国的兵部尚书，史可法则为南明的兵部尚书，督师守扬州。清廷致书史可法劝降，史可法的回答是：“介胄之士，饮泣枕戈，忠义兵民，愿为国死。”而许多具“现世精明”的武将，则纷纷倒戈。扬州总兵李栖凤等也偷偷拔营出降。史可法统率军民，浴血守扬州。城破之日，史可法自刎未果被俘，坚决拒降，惨遭杀害，尸骨无存。其部下仍坚决进行巷战，直至人尽矢绝。清兵占扬州，纵兵屠掠，十日封刀。
同年5月，清军渡江，南京守将刘良佐等效法那些“现世精明”者，率步兵、骑兵20万降清，旋为清军前部，袭芜湖，并俘弘光帝押回南京邀功。
同年7月，嘉定三屠。嘉定人民为捍卫中华传统文化，反对清廷的“剃发令”，三次抗击、攻守，三遭屠杀。时义民投河，水为不流；僵尸满路，血流漂杵。
同年8月，江阴抗清，全城被屠。初，清廷“令江阴限三日剃发”。诸生及百姓坚决反抗，推举前任（明）典史阎应元统领军务，制作火器，严密防守。江阴人民坚持守城81天，先后挫败20余万清兵进攻，歼敌7.5万，并毙其“三王十八将”。至8月21日，因众寡悬殊，矢尽粮绝，清兵以大炮攻城，阎应元等壮烈牺牲。清军占城后，下令“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此役全城人民死者17万余，存活者仅大小53口。
这便是“赵文”所说的“江南残军士子庶民一次次的拼死抗争”。面对着惨酷的大屠杀，卖国求荣的官员还嫌少吗？他们手握兵权，率所部掉转矛头屠杀人民，向新主子邀宠；而为国献身的忠臣烈士倒是太少了，所以文天祥、史可法和张苍水等都被称为“亡国孤忠”。这些英雄们的浩然正气，教育影响着一代代革命志士。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支撑。事后，连清乾隆帝也不得不从人间正义出发，谥张苍水为“忠烈”。“赵文”竟然忍心说明末“文人之死如同演戏”，这不是恶意的诋毁吗？这种宣扬的结果，不是要彻底粉碎民族的脊梁骨又是什么？
“赵文”还蔑视张苍水化解南明诸王间矛盾的重大意义，蔑视张苍水、郑成功联军抗清的作用，说1659年那次长江之役只是“虚喝一阵而不能对清廷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历史远非如此。
弘光朝覆亡，南明许多身居高官的文人，如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为保身家性命，纷纷屈膝迎降。当时张苍水26岁，虽中举人，还是一介布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张公毅然与钱肃乐等举义于宁波，拥原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原明唐王朱聿键则在黄道周、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扶持下监国于福州。主弱干强，南明诸王在部属挟制下，拥兵自主，各存疑忌。
张苍水既无高官显爵可作号召，又无一旅之师可作后盾，只是凭自己的人格力量和才识胆略，爱国爱民，一身正气。终于使张名振委心任事，遗命所部归张苍水统辖；使郑成功捐弃前嫌，与之共图大举，四进长江。此前，为团结抗清，张公不顾个人安危，忍辱负重，周旋于鲁王与唐王之间，最后同奉桂王正朔；同时竭力化解诸将间的矛盾，携手抗清。终于与郑成功会师林门，于1659年6月，大举北上。此役以郑成功为主帅，全军集甲士17万，战船8千余艘，张公被推为前部。一时大江南北4府3州24县相率归附。所到之处，吏民喜悦，争持牛酒劳军；父老扶杖炷香，挈壶以献者，终日不绝，见明代衣冠，莫不垂涕；原已降清之官员，青衣待罪，俟张公考其政绩而定去留；江、楚、鲁、卫人士，多诣张公军门，愿受约束，归许起兵相应。此时江南半壁震动，清顺治帝惊慌失措，召集大臣商议亲征。这难道还没有“对清廷构成真正的威胁”吗？
赵文还认定张苍水“身为大明孤臣”只是尽忠于鲁王，鲁王一死，便“决意殉道”，解散军队，“到了一个叫悬山的小岛结茅而居”。这又是厚诬张公。
对于张苍水来说，忠君与爱民是连在一起的。“忠君”是历史的局限，爱民是他一生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处。长江之役失利后，张公只身回到林门，招集亡散旧部，成为全国抗清的最后一面大旗。此时，清廷认准了以大义相号召的张苍水是最主要的敌人，抄没了张公之家，逮捕了夫人董氏及子万祺，企图瓦解斗志，迫令投降。张公承受了毁家的巨大创痛，矢志不渝。在这样的境况中，还是心系民瘼。在宁海长亭乡，看到由于连年战乱，造成沉潦内溃，洪涛外啮，海塘崩坏，毅然发起重建山头海塘，带头捐资。人民富者输资，贫者输力，阅三月而工告竣，当地至今犹蒙其利。所撰写的《山头重建海塘碑记》，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从中也可窥见张公心迹。
散兵前的《答伪安抚书》、《贻赵廷臣书》，反复强调以民生为重，是大义磅礴战斗的檄文。其中揭露在清廷残酷的迁界政策折磨下，人民陷入极端困苦：“百万生灵，弃田园、毁庐舍、捐坟墓，而又不知所以安插之，飞鸿满道，硕鼠兴嗟”。“十余年来，浙闽诸郡，刍茭糗粮之供，楼橹舟航之费，可谓百孔千疮，敲骨吸髓”。对于自己的进退，他提出：“但使残黎朝还故里，则不佞即当夕挂高帆”。而他最后的散兵，也是为了“不愿重困一方之民”。
张苍水“楼船浮沉三千里，义帜纵横二十年”，一生中念念不忘民众，始终代表着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生前受到人民和士卒的深情爱戴，死后受到人民的衷心景仰。
（三）
“赵文”对张苍水的记述，在严肃性和科学性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常识性的谬误。
一是“赵文”对张苍水许多行为的描述，着意添加心理描写，多有揣摩臆测之嫌。如“他惊悚地发现”、“但他同样固执地认为”、“在诗歌写作上他又把自己列入了陶杜一脉以诗言史的传统谱系中”、“他自觉地寻找、校正着自己在这个传统中的位置，而一旦坐实了这个位置，他就虽九死而无一悔”、“哭泣之后张反感到轻松了”等等。这些描述缺乏史实根据，只是出于想象和虚构。把第一人称叙述所常用的心理活动描写，移之于严谨的文史述评，令读者一头雾水，难以信服。
二是对于有关史实和张苍水诗文，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误读和错解。下面略举数端，以见一斑。
以“赵文”开头的第一句为例：“1663年，端午节后五日，南明兵部右侍郎张苍水于戎马倥偬中开箱整理他的历年诗作，这一年他43岁。”开门就说错两点：其一是搞错了张苍水的职衔。张苍水于31岁庚寅那年（1650）为兵部右侍郎，39岁戊戌那年（1658）为兵部左侍郎，随后为兵部尚书，40岁己亥那年（1659）加东阁大学士衔。该节末尾虽在括号中加了说明，也是前后矛盾，且把“兼大学士”的时间又提前了一年。其二是“开箱整理他的历年诗作”云云。《奇零草序》中明明说其早年诗作“岁久成箧”，以后“散亡略尽”。1663年是“索朋友所录、宾从所抄”，及自己“又忆其可忆者”，“遂载诸楮端，共得若干首”。此中何尝有“开箱”之说！
不妨再举一例，如：“他真诚地希望，这些散乱的诗句能够在历史中留下痕迹，成为他一生的传记，或者他的年谱。”《奇零草序》说得很明白：“年来叹天步之未夷，虑河清之难俟，思借声诗，以代年谱。”说的是想借“诗声”作为时代的记录，并非作个人一生传记。如果仔细读一读《奇零草》，就不会错解。
再如《奇零草序》中提到的陶渊明和杜甫。“赵文”的重点落在张苍水敬仰“两位生活在乱世又被乱世成全了的诗人”。实际上，张公的重点并不完全在此。他说：“国破家亡，余谬膺节钺，既不能讨贼复仇，岂欲以有韵之词求知于后世哉！”他赞赏杜甫的是“当天宝之乱，流离蜀道，不废风骚，后世至名为诗史”，也就是前段的“思借诗声，以代年谱”之意；至于陶渊明，其诗从未被誉为“史诗”，难得的是“躬丁晋乱，解组归来，著书必题义熙”。“义熙”是东晋末代皇帝的年号，陶渊明东晋时即辞官归隐，有七个年头生活在（刘）宋，著作始终不署（刘）宋年号，也因此被谥为“靖节”。士大夫进入新的一朝，奉其正朔（年号），即表示为新朝臣民，不肯奉正朔，表心存故国。这是古代读书人的一种气节。“赵文”嘲笑张苍水是“道德与诗艺上的自信与浪漫，使他在手订的诗集的末尾，固执地题上了永历十六年这个虚妄的年号”。还没有读懂原文的含意，却妄评之为“自信与浪漫”，未免过分轻率。这一点，还可参看张苍水《入定关》一诗题下自注：“在悬岙，甲辰七月十七日丑时被执作也。”当时是康熙三年，南明诸王一一殂谢，已无任何“虚妄”年号可据，张苍水仍不肯奉清正朔，不屑用康熙年号，只书干支纪年，显示了亡国孤忠之苦心，实在无庸非议。
“赵文”结尾说，“张苍水在杭州临难前，诗中有句‘叠山迟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事实上两句正是《入定关》一诗的尾联，题注中明白说是被执时所作。读过此诗的人，应该不会把写作时间错说成“临难前”的。
“赵文”图文并茂，但在说到张苍水执前的住所时，图、文抵牾。文中说的是六横悬山岛，所提供的照片却是南田悬岙的张苍水兵营遗址。如此张冠李戴，令人啼笑皆非。
风趣、雅致而新意迭出的历史散文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但必须搞清历史事实，读懂历史文献，不能偏离时代的主旋律，不能为“吸引读者眼球”而哗众取宠。应该兼顾作品的可读性与科学性，言之有故，持之成理，才不致误导读者，流毒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作者:何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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